我在一所大学的博研楼里度过了三年。这期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博士研究生同学的读书状况，实在是不能令人恭维的。因为我自己是学文的，所以也只能说一说文科这一方面的情况。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博士不读原著。这话应该怎样理解呢？不是说形式上他们不接触原始文献，而是说他们论文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参考书和材料上的，其学问的根基不是原典，而是由各种教材，到现代人发表的各种专著和论文。离开了这些手杖，他们就感觉到步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不能根据原著拿出自己独立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利用当代学人的成果，只是想说，原著是基础的基础，它是第一性的，这一点无法为参考书所取代。就以同寝室的同学为例，他曾对我说，要占有所有参考材料，但却不提原著。后来他说对原著把握不住，而论文又必须如期完成。我的导师参加了这位同学的答辩，有一次和我提起，说那位同学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原著没有读好。事实上，不读原著是妨碍科学精神的。那位同学说他不相信井田制，认为是汉代以后的事，论据就是土地不规则，很难划分出规则的井田来。可是他没有顾及到这样一个逻辑，先秦的土地不规则，到汉代就规则了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写《说田》这篇论文，论点是田字的创造与古代雷神崇拜有关，田字中的十，就是雷神崇拜的符号。所以田字不是从地土那方面来造作的，自然井田也就不为他所认同了。这里显然是受了文化人类学治学路子的影响，连学术和人文的类型特性也不考虑了。这种泛滥了的学风，在现在的高等学府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对此很难认同。
说句老实话，现在的人读博士，大多都是为了拿资格，与学问没有多大关系。博士3年，时间有限，论文要按期完成，课程又多，像人文学科研究这样需要长时间打磨，重厚积的工作，只能向参考资料求援，而学员自己既然不是抱的做学问的目的，当然也就无心去啃原著了。我在寝室里曾亲耳听到一个来串门的博士生同学说：我这个人，什么来钱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专业，绝对来不了大钱，读个博士，也是忙，辛苦！这番话很能表达现代人务实的一面，我对此是同情的，因为人文确实没有提供给常人足够的价值终极。后来有同学问我，你读原作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吗？我说当然应该是这样啊！他和我都没有再说话。这使我想起1995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看书时的情景来了。当时徐老师对我说：你看《十三经注疏》干嘛？那是事倍功半！他是表明确反对的。张老师对同学说：他搞的那套是经学，不是哲学。哲学应贴近、介入生活、汲取滋养，而不是啃书本。另一位老师则说我做学问不灵活。这些都让我深切感到，不读原著，或者读得有限，已是高校师生普遍的问题。当今的人文状况也可以想见。
这些当然都是我的经验所得，我不可能拿出详尽的统计数据。但从原著治学永远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怕受参考书的影响干扰，发生偏导的作用的考虑。古人讲的心虚理实的道理只是一个基本的方面。除去顺着事物本身的情况去观察而得出结果的治学原则以外，原著阅读似乎还有从广义去理解的一面。事实上，我们的精力与时间单纯投放到人类遗留下来的原典上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是原著阅读有着与前人直接对话的功用，这一原创思想的功能是参考书取代不了的。从时间顺序上说，历史中的学问与思想有一个历代叠加的事实，因而阅读顺序本身就是不易的治学方法。比如说，在我们读好《礼记正义》以后，再来看宋明理学就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但是学界中却有很多直接从理学下手，最后也还是理学的做法。所以，广义的原著概念，实际上是实现出它的原始意义。即以顺序为基元方法的原始性上的对比度。因而，所谓原著阅读者，与其说是一种治学习惯的要求，不如说是能否体现追问精神这一素质的检试剂。而这对于任何真正的学思来说都是首要的。好像是在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这本书中曾经介绍过，传统的德国学者都要有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典的多年训练和打磨，这与中国读经的传统习惯是相通的。原著研读作为学者倍出的基本条件可想而知。我想，现在用力于原著来从事学问之所以成为问题，一定与现有的学制相关。家学对于原著的重视较比学校教育要严格得多。事实上，我们在接受前人的成果时，是否同时考问了它赖以得来的起始点、始发处呢？我们绝不能说，柏拉图的思考到了哪一步，我们就可以从他到的地方接着走下去。事实是由于思想学术永远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从头开始。因为它性质上有别于机械的工艺堆积。应该说，不读原著与缺乏原创二者是相对应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原典研读的信徒，因为我觉得原著最好读，也最直截、近真。第二手的参考，反倒令人无所适从。就像俗话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学问是很笨的，思想也是如此，它们的性格永远不是灵巧型的。所以原著阅读永远是学术文明的根基。我们的博士与教授，气质上总不能给人以一种崇高感，这是很危险的。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人类群体的精神，总得有一些能够支撑起它来的东西。精神性本身是有生命的，而这些在现在却看不到了。
 |
